◎文／李敏勇 ◎圖／沈昱嘉
一首詩，讓我這位1947年出生的台灣人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連結起來。記憶，留存在高雄中學紅樓磚壁的彈孔，是曾經槍殺青年學生的歷史痕跡；記憶，也是我曾就讀過的學校，一位體育教師言談裡描述提過的歷史真實。
＜血腥記憶＞
遺留在學校磚牆的彈孔
凝視島的歷史
血腥
盤旋在空氣之中
自由的風
努力清洗記憶的塵埃
但日落後
仍聽見啼泣之聲
這是我的一首詩，發表於1991年。2005年春夏之際的一個下午，一位來自波昂的德國公共電視紀錄片導演白德，與我相約在高雄中學校園，就在面向運動場的紅樓壁磚旁，我回答了有關台灣歷史的一些訪問，並且朗讀了這首詩。1947年二二八的歷史，1960年代學生時期的記憶，2000年代民主轉型期追尋正義的當代，在我的人生歷史裡，也在我的精神歷程裡，浮現出來。
在死滅的歷史裡，我被出生了。出生於1947年的我，和許多參與過改革運動的同齡朋友，被喻為二二八事件亡靈的再生。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背負著歷史的創傷而成長的。一位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研究生，以《德國的探索在台灣：詩人、評論家李敏勇》完成的論文，將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政府的戒嚴統治引述為近現代台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以戰後的政治改革運動探索台灣，嘗試在我的詩和論述裡發現認同的追尋。〈血腥記憶〉也是探討我認同追尋之際的註記。這樣的註記，促成了德國公共電視紀錄片導演和我在高雄中學校園的約晤，那次的訪談影像，剪輯在台灣的歷史和當代狀況報導，德國人觀看了。
二二八事件和我的人生一起經歷，但那是死滅而我是成長，我最早觸及二二八事件的一首詩〈不死的鳥〉，是1973年，我26歲時的作品。「死了的故鄉上空/盤旋著ㄧ群鳥/像飛揚的/含冤詩篇」這樣的開頭，到了末了的行句是「那是不死的島/不被吞沒的/我們石頭的心」。比〈血腥記憶〉早了七、八年。二二八事件在我的詩的種子裡，像是某個基因，一直存在著。
1987年，228四十週年，我的一首〈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後來呈現在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展場，也呈現在許多二二八紀念館座場。就在一九八七那一年，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展開了歷史反思，之後的二十週年，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才熱烈、全面在台灣各地成為共同的追憶。在愛河畔的高雄歷史博物館，我留下心的聲音。
200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前夕，我又回到高雄中學參加ㄧ場「文學的二二八」座談會。詩人、歷史學者、歷史教師、同學，既有差別性，也有共同性。聚焦在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但歷史是過去，也是現在。歷史會活在有歷史記憶的人物腦海裡，像一盞燈引照著行進的道路。